分论坛第一场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澳门永利集团3044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勇老师主持会议，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教授、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陈龙教授等十一位学者参加并作报告。
余清楚教授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教授作了题为《拥抱东南亚，融入东南亚》的报告。余教授用“情有独钟”形容自己对东南亚的感情，并分享了自己多次出访东南亚的经历。余教授表示，多次的出访经历加深了自己对东南亚的认识，同时也感受到了东南亚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正因如此，余教授认为在东南亚地区提高我们国家的传播影响力意义十分重大。
余教授提出，现如今我国的对外传播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中国威胁论”误导着东南亚国家民众，让他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误解，尤其是西方国家实行强权政治，以强凌弱，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这对我国的发展甚至全球的和平发展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此外，我国的国际传播中确实存在内容刻板的现象，传播研究的方式跟西方有一定差距，渠道匮乏、模式僵化等问题制约着我们的传播效能。
对于如何做好面向东南亚的国际传播工作，余教授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总结出要注重“三性”。首先是要注重东南亚国家的特殊性，要尊重当地地域文化，强化区域化传播和分众化传播。其次要增强互动性，媒体之间要加强互动，要像民众之间一样“走亲戚”，像邻居一样走出去请进来。最后是要讲究长效性，媒体要主动作为，服务国家利益，建立长效机制。
余清楚教授
陈龙教授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执行院长陈龙作了题为《大国竞争环境下的国际传播困境及其未来发展路径》的报告。
陈教授总结了当今国际竞争环境的几点变化，认为新冠疫情阴谋论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俄乌冲突恶化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存空间。西方世界已由政经平衡策略转为以意识形态导向的策略，国际意识形态站队已形成一边倒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力已被空洞化。
基于以上新变化，陈教授总结了美国遏止中国的战略，首先是技术脱钩，主要是对中国高端芯片技术的封锁；其次是打压如中兴、华为、TikTok等中国企业；再次是打击中国供应链体系，如美国将一些企业搬出中国，转移到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最后是制造牵制中国的事端，如今年的佩罗西窜台。
在西方具体的针对中国策略上，陈教授同样作出总结，陈教授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将渲染“中国原罪”作为叙事主调；全面遏制、全面对立的传播修辞策略；主题固定、政府主导、外围带动的舆论炒作路线。面对美西方舆论战、认知战愈演愈烈，陈龙教授指出了我国国际传播存在的困境。他认为，我国国际传播存在思想僵化，手段单一、队伍专业性不足、平台匮乏以及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干扰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诸多问题，陈教授谈了自己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种长期斗争的形态，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其次要全面掌握美国政治变革的总体趋势及其国际传播的运作方式；此外，要重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和中国道义的阐释；再次，要开辟对外传播的“第二战场”，营造对外传播的话语对冲机制；最后要以合作主题应对舆论战、认知战。
陈龙教授
支庭荣教授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支庭荣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传播理论创新》的报告。支庭荣教授的报告从三个视角展开，分别是地方性知识视角、地球村视角以及天下观视角。
支庭荣教授指出，当今的很多传播理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无论是经验学派的还是有批判传统的，都有它的地方性，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我们需要对过去的理论进行反思，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支庭荣教授以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引出地球村视角，他认为，技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在今天变得更加现实，同时，支庭荣教授也指出，我们需要对地球村理论进行重新的改造，让它更适应于当今的经济社会。
支庭荣教授提出的第三个视角是天下观，支教授从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出发，认为应该把中国人的天下观同传播理论相结合，要跳出我们的已有经验，跳出过于局限和贴近实践的视角，而转向更大的理论视角。
支庭荣教授
刘亚东教授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教授作了题为《国际传播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的报告。
刘亚东教授提出，国际传播应该杜绝功利化的需求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外信息交换存在着“流入多、流出少”的逆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西方的主观印象存在着“反差”，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落差”，解决逆差反差和落差的问题，必然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树立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时，刘教授提出，重视和搞好国际传播能让我们少挨骂，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挨骂的问题才重视国际传播，这是一种功利化的取向，会把我们的国际传播带入歧途。刘教授认为，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国际传播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进步和文化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
刘亚东教授提出，国际传播应该从“内外有别”走向“不分畛域”。刘教授认为，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从总体上看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正如90%以上的信息都被美西方的传媒所垄断。刘教授提出，随着传播方式多样化，传播途径便捷化，传播工具现代化，人类正在迈进 Web3.0时代，分众化的传播将取代以往的国别传播，“内外有别”将走向“不分畛域”，这要求我们及早更新国际传播的理念和认识，做到未雨绸缪。
刘教授指出，国际传播应该注意“对谁讲”、“讲什么”和“怎么讲”这三个问题。“对谁讲”指的是要识别关键受众，要精准地识别说服的对象是谁，防止在实际操作中因局部的不精准引发整体的负面效应。对于“讲什么”地问题，刘教授指出，讲好中国故事绝不是光讲中国的好故事，而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而对于“怎么讲”的问题，刘教授总结出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到“三多三少”，即“多讲微观，少讲宏观；多讲具象，少讲抽象；多讲事实，少讲道理。”
刘亚东教授
张毓强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出版社社长张毓强作了题为《流动性与碎片化的后果:国际传播的现代性反思》的报告。
张毓强教授首先分析了国际传播的美国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并总结了冷战之后全球化进程的几个重要特点，他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化或者西方化的进程，全球并没有走向现代化发展同质化的进程，也没有走向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的冲突”，而发轫与美国的作为概念的“国际传播”，本身是要解决西方现代性人类发展设计在全球范围内接受和传播的问题。基于全球化呈现的特征，张毓强教授指出传播的国际化也在正经历着多元化的善变，信息的高度碎片化成为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信息流动性的增加以及信息的高度碎片化使得传播生态脆弱不堪。
张毓强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高度流动和信息的碎片化所带来的后果。张教授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液态社会的到来与碎片化的问题，整个传播生态进入一个相对脆弱的状态，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身边的风险增多。最后，张教授对国际传播实践提出了六点反思，他认为，我们要接受流动性增强和碎片化带来的全球性液态和风险社会的理念，改变对信息竞争性与可控性交互尺度理念，同时要调整信息容量输出数量与质量关系控制尺度的理念，要改变传统大众传播意义上对于全球传播信息一律化、秩序化追求的理念。
张毓强教授
巢乃鹏教授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巢乃鹏教授作了题为《国际传播秩序的发展与重构》的报告。
巢乃鹏教授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讲话引出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总结出针对性措施，如针对国际传播能力弱的问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针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以他塑为主的问题，我们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而针对没有掌握国际传播的话语权问题，我们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巢乃鹏教授详细分析了国际传播秩序的发展脉络，分别从以“三社四边协定”为起点的“经济-技术”帝国主义传播秩序和“政治-话语”的霸权主义传播秩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随后，巢教授总结了既有国际传播秩序的特征，包括西方中心主义、以权力为核心、以华语为基础、以支配为逻辑四个方面。
最后，巢教授深入探讨了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问题。巢教授分析了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可能，从资本主义的终结、数字社会的兴起重构传统媒体生态系统以及传播话语形式的转变带来了传播秩序变革的可能几方面进行分析。基于可能性，巢教授提出了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具体策略，如构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秩序理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等。
巢乃鹏教授
邓绍根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澳门永利集团3044教授邓绍根作了题为《新时代中泰两国华文媒体合作的新态势及发展策略》的报告。邓教授从新时代中泰两国华文媒体交流合作的新机遇、中泰两国华文媒体交流合作新态势以及中泰两国华文媒体合作创新发展策略三方面作了报告。
新时代中泰两国华文媒体交流合作的新机遇方面，邓教授从三个方面作出阐释。首先是中泰华文媒体合作符合泰国华文传媒发展历史传统；其次是中泰华文媒体合作符合中泰两国发展的文化传统；再次是中泰华文媒体合作符合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愿景。
新时代中泰两国华文媒体交流合作的新态势方面，邓教授总结出六个要点，分别是内容生产入乡随俗、新媒体助力与时俱进、共结联盟同心协力、管理运营因地制宜、资金注入安家落户、综合合作数管齐下。
新时代中泰两国华文媒体交流合作创新发展策略方面，邓教授提出七点措施，分别是以解答争议问题为报道重点、以促进民间友好为传播需求、以精选灵活主题为特色优势、以研究同类媒体为学习途径、以加强教育培养为人才蓄力、以健康盈利模式为经营方向、以创新多元合作为创意形式、以打造开阔视野为合作目标。
邓绍根教授
李明德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所长李明德作了题为《“一带一路”与国际传播:研究现状、主要议题与未来趋势》的报告。
李明德教授首先阐述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反响，他指出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建设，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国际组织和舆论的支持。李教授总结了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研究的四个阶段，分别是从最初围绕“五通工程”的阐释性研究，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研究，再到国际传播从理论到实践、从自身到外部（如公共外交、公共关系等）的全方位研究，目前进到了第四个阶段：精准传播研究阶段，围绕区域、国别和不同受众群体，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而展开目的明确、对象精准、目标精确的针对性研究。
对于如何做好国际传播，李明德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要研究受众的需求；其次要研究国外媒体的认知倾向，要与国外媒体信息共享，媒体人员互方互学；此外要不断丰富中国故事的内涵和框架，要注重讲述生动鲜活的百姓生活、人物故事。
李教授对如今国际传播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了总结，他提出，在认知传播的角度，我们没有将宣传的理念转化为传播的理念，还用内宣的手段做对外传播；在媒体自身角度，我们的媒体公信力的建立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新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目前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李明德教授
刘鹏主编
上海报业集团《新闻记者》主编刘鹏作了题为《文明冲突时代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报告。
刘鹏主编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发，指出当今意识形态冲突、商业利益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文明冲突等此起彼伏背后，要认识到不同文明传统造成的深刻根源。比如“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正面报道。从新闻理念上，这是中国媒体正面报道为主原则与西方新闻学“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负面报道为主的冲突，但更深层次，则来源于中国乡土社会形成的差序格局秩序，构成不同人际关系的各种我—他文化圈，形成了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的“面子观”。
同时，刘鹏主编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主要是对传播效果的要求，不能简单化地将正面报道内容等同于良好的报道效果。为此，首先有必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来理解国际传播，以相互理解包容的态度来调整我—他的对立关系秩序。其次是要展示真实的中国、日常的中国，多元化的故事讲述更容易获得海外民众的理解与认同。第三是尽量避免冲突动员式的报道，越是尖锐对立的议题越要防止情绪化、煽情式的报道。
最后，刘鹏主编特别提出坚持文化自信的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改造能力，广泛吸收各国优秀文化，在中国文化体内进行融合再造，是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关键。
刘鹏主编
邓树明编辑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特聘首席编辑邓树明作了题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全球意识》的报告。
邓树明编辑提到，从2020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学术研究也迅速大幅增多，反映了学术界对国家战略和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的热情和精神。对于如今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不足，尤其是传播效果有待提升的困境，邓编辑建议站在全球传播的视角来反思国际传播活动，从而跳脱出站在国际传播角度思考全球传播的思维定式。
基于此，邓编辑提出四点具体的想法。首先是要关注全球议题，即注意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生态环境、碳排放等方面的传播与研究；其次是关注全球受众，即研究不同受众群体的接受特征；再次是关注全球竞争，即在国际传播时考虑到全球各种因素影响下的话语竞争；最后是全球智识，即善于运用一些现成的规则与规律。总之，通过对全球议题、全球受众、全球竞争和全球智识的研究，推动国际传播创新，提高国际传播效果，更好地为传播业提供理论参考，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大局。
邓树明编辑
王辉教授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王辉作了题为《构建面向东盟的中国特色自主战略传播知识体系》的报告。王教授的报告从研究背景、构建逻辑、构建路径和构建意义四个方面展开。
王教授介绍，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王教授指出，构建面向东盟的中国特色自主战略传播知识体系的基础包括实践、理论和历史的逻辑。对于具体的构建策略，王教授结合广西、云南等开展的面向东盟战略传播实践，提出六点路径：明确对东盟传播战略目标与使命、完善面向东盟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构建东盟战略传播系统、突出战略传播重点内容、精心选择战略传播策略以及战略传播效果评估。
王教授指出，构建面向东盟的中国特色自主战略传播体系，更好地提升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有助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可以也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王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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