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下午，单晓红教授为澳门永利集团3044研究生开设了题为《话语转向：国际传播研究的面向和实践》的讲座。

   在多年对外传播课题研究调研的基础上，单老师回顾总结了我国几十年在对外传播中的一些做法、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主要的研究观点，即认为我国以“对外”为主要诉求的国际传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应逐渐从原先的“重视硬件建设和投入”转向重视传播话语的转型，应该从原先粗放的平台建设逐渐转向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立场、话语方式、话语策略的研究和实践。

一、学术渊源和方法论

    讲座中，单老师先从“话语转向”的学术渊源开始梳理，梳理了哲学的三个阶段模式，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学阶段各自的观点取向，分析了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主题。本体论阶段哲学家都在询问这样 的问题: “最根本的存在是什么?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世界是由哪些终极成分构成的? ” 而以笛卡尔哲学的出现为标志, 哲学进入了第二阶段 , 即认识论阶段, 这时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存在着什么? ” 而是“我是如何知道的? ” ，这个转向的最基本的目的是反对中世纪的神学立场，为启蒙主义开启了正当性的哲学思考。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则是从对人的认识、主客体关系转至语言，哲学家认为超出表达的认识 , 和不能借助语言交流而使人理解的思想 , 也不能叫认识或思想，认识和思想要靠语言才能传达 , 那么认识语言应该优先于认识本身，因此，语言意义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哲学的两次转向为“话语转向”带来了系列观点，也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带来了 革命性的个性。首先就是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

    语言转向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在认识阶段 , 主体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地位, 而现在, 主体 间性 (i n t e r s u bj e e t iv it y , 即主体之 间的可交 流性 ) 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地位 , 研究的课题从思想 、 观念转移到了语句及其意义。（徐友渔1996）这个方法论上的改变，带来了对国际传播的重新认识，即国家形象从存在（being）状态——构建（成型）传播转为生成（becoming）状态——传播构建，从（个体的）实物变为（社会的）关系（身份）。这既是一种国家形象研究上的思维革命，更是国际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革命。（李智2011）

主体间性的方法论意味着在研究国际传播时要本着对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承认、互惠互利、彼此平等，要本着国家间交往环境和规范的共同理解和承认，才能取得共识，赢得交往的机会和平等的解读，国家间才能赢得和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目标。

同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也为解释当下国际传播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和路径。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看待问题的普遍视角和方法，超越了二元对立论，避免主客两分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将国际传播中各自的观点、规范和文化因素视为在国家身份建构中的重要因素而给予高度重视。

二、国际传播的“话语转向”

    基于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转向，单老师提出了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的方向应该是“话语转向”。福柯是话语研究的关键性学者，他是第一个突破语言学的学科边界，将社会学的角度切入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话语是超越了语言层面的符号的概念，话语是语言使用的陈述，它包含了语言使用以及使用语言的社会因素两部分。话语的核心概念是“赋义”过程，即在语言符号使用过程中，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社会实践所赋予意义的，这个赋义的过程就是话语生产的过程。话语的三项功能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结构性权力的载体和意义的建构与真理的生产。（檀有志2013）

   话语理论提示我们，关于国际传播中“传播权力”“传播能力”“国家形象传播”和“话语权争夺”等传统的国际传播议题就有了新的思考路径和角度，单老师就此做了具体的分析。

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竞争，已构成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变量，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目的。因此，在中国开始重视并有能力在国际上传播国家形象的前期，高度重视媒介硬件条件的建设，并高度强调“物理空间”要素、“时间要素”在国际传播中的决定性作用，大量精力和资源用于购买媒体版面、时间，打造媒体硬件条件等。但是经过一系列之后发现，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仍有三个不一致性的现象，即一是中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与外国媒体描绘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传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三是中国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与国际社会实际感知的中国国家形象不一致。（郭可2003），究其原因，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必须经由双方的共同建构来完成，绝非一方借助强大的硬件手段（媒介技术、媒介时段和物理版面或空间）的一腔情愿就能达成意义的“物理转移”，话语的意义要靠双方的赋义和诠释才能完成，而意义的赋义与诠释是否能够达成基本一致，也非物理手段可以完成。

   和实践一样，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非常关注“传播能力建设”，官方也比较热衷于到境外办报、办台、与境外媒体合作推出版面、节目等工作，确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当硬件的条件得到改善和建设的条件下，软性的文化吸引力的短板问题便凸显了出来，忽视了话语实践的情景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使很多国际传播方面的实践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时候成了自说自话，别人不关心也听不懂我们的传播内容，更有甚者，在内容传播过程中，因为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制度、惯例和传播语境的关系，而对我们传播的内容进行了“对抗式解读”。这样的教训其实提醒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话语的赋权与赋义的作用。

单老师继而为我们梳理了政策层面和学术界近年来对国际传播的“话语”问题的逐渐关注和逐渐重视，从这两个侧面印证了“话语转向”的现实性。

三、话语分析与话语策略分析

    单老师对国际传播研究中如何开展话语转向研究，提出了话语分析和话语策略分析两个方向，为研究生开展今后的研究提了一些建议。

对话语分析的研究导向分别是针对新闻话语的分析，即对话语主体、客体、场所等新闻要素展开分析，得出宏观框架模式，从而分析国际传播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国际传播话语中的微观层面进行梳理，研究其意义的生成和阐释的地方性实践；对国际传播话语实践进行整体、系统、合理化的解释，从反思的角度和行政的角度两种范式出发展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达成不同的研究目标。

   而对话语策略的研究则更多地属于行政层面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学理性、创新性和实际的指导性较弱，有的话语策略的研究几乎等同于传播学的“传播技巧”的翻版。当下国际传播的“话语转向”提出了话语策略研究的必要性，可以从主体层面的策略，如官方话语、民间话语的深入探究入手，可以从话语主题层面的，如环保话语、国家安全话语、经济发展话语、中外友好话语或政治话语的呈现展开研究，还可以从诸如风格层面、语言框架、叙事模式、语料库分析等微观层面进行研究，不断深化该领域的学术触角。

同时，就学术界提出的话语生产实现的三重控制出发，也能就话语的生产和策略展开研究，即外在控制、内在控制和应用控制三个层面，分别对结构性权力对话语的支配、话语主体对意义的建和在不同情境语境中话语实践的规范等方面展开。